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。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，简单买地建农场的方式既敏感，也不可持续，要着眼于拉长产业链，实现互利互惠、融合共赢。

特别是到了圣保罗、里约热内卢，或许还会对巴西人害怕失去土地的担忧理解得更深刻、更直观一些。

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，也是整个南美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，然而与光鲜亮丽外表形成巨大反差的，是城市里伤疤一样存在的贫民窟。里约热内卢的地标性景点基督山，从电影镜头里看过去华美而圣洁，但就在基督山对面，就是巴西最大的贫民窟，连片的火柴盒子一样的房子里住着几十万贫民，远看像“海景房”，近看是“纸牌屋”。

贫民窟里打架斗殴、盗窃吸毒什么都有，卫生环境十分不堪，医疗教育近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在圣保罗访问时提出要去看一下，但是当地陪同人员怕出意外怎么也不同意。后来协调半天，才勉强同意开车带我从贫民窟一角经过看一下。里面遍地垃圾，房子大都是“木板房”“纸壳房”，还有的人就睡在垃圾箱里。好在巴西常年不冷，不存在过冬问题。

他们大部分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，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寻找机会，但在城市仍然无法扎根，慢慢聚集形成了贫民窟。

看着这令人瞠目的生存条件和社会问题横生的生存方式，我不由地感叹，一个国家的稳定，一定离不开农民的安居乐业；一个国家的繁荣，一定离不开农村的同步发展。

这些年来，我国农业发展日新月异，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势头良好，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。这些看似是“三农”本身发展成就，实质是对国民经济、政治社会的全面支撑。

贫民窟形成的最大症结就在于土地。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，土地集中度越来越高，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，无所依靠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。比较起来，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，我们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制，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，好处也很多。其中最大的好处是，农民家里有块地，进退有据。形势好了，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赚钱；形势不好，退回到土地上，也不至于没饭吃、没屋住。所以，有了这块地，农村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一块可靠的基石。

但是，农业总要走向规模化，至少是适度规模化，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。既要规模化又要农民不失地，这个问题不是矛盾的吗？怎么来解决？这就要说到我们国家在土地上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了，就是土地“三权分置”。

土地“三权分置”是指土地的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分置，“明确所有权，稳定承包权，放活经营权”，这里的核心要义是明确了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和权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农民可以自由流转承包的土地，但流转的只是经营权，所有权、承包权不变。这样，农民一方面可以从土地流转中获得收益，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“失去土地”的情况。

土地“三权分置”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它既解决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，又为极端情况留足了后路。中国近3亿农民工像潮汐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，进可攻退可守。当经济形势不景气，工厂开工率不足时，农民工暂时退守土地，让实体经济休养生息；当经济向好，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时，他们又第一时间回到城市，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。可以说，正是土地“三权分置”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独特变量，让中国经济体避免了大起大落，始终保持稳定。

回到巴西，从巴伊亚州我又来到北部的亚马孙州，才发现，巴西农业的南北差距有天壤之隔。

亚马孙州靠近赤道，在州首府马瑙斯附近的一个村庄，房子都是草木结构的，墙壁就是抹了点泥，看起来很简陋。村民葡语讲得不太好，就像我们一些少数民族村落也不大讲普通话一样。村民还给我演示了极为传统的捕鱼方式，整个村庄的农业还像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一样。

当然，这个村子是一个展示古老印第安文明的旅游村庄，不过，巴西北部农业总体发展水平确实不高，耕地也不多，以稀树草原和热带雨林为主。

在北部看农业，你会觉得困惑。巴西农产品出口量那么大，光向中国就出口大豆、原糖、鸡肉、牛肉、猪肉等，依靠这么落后的方式怎么能种出来、养出来？这里到很多国家距离遥远，交通也不便利，农产品是怎么运输出口的？

后来才发现，巴西农业两极分化十分明显。规模大、实力强、现代化程度高的农业主要是有大企业支撑，其中也引进了很多外资企业，包括中国的企业。其出口农业是典型的“公司＋农户”模式。

一家一户的小农户是搞不了现代农业、走不进国际市场的，农业发展还是需要依靠现代化的组织方式来带动，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不二选择。当然，这种组织方式不一定是企业，还可以是合作社。

2015年5月，我再次到巴西访问，在南部地区，考察了巴西帕拉纳州LAR农工合作社及社员家庭农场。

创立于1964年的LAR农工合作社，是巴西第三大农业合作社。现在有社员9697名，雇员7301人，涉及的产业包括玉米和大豆的种植、粮食仓储和物流运输、饲料加工、养鸡、食品加工、零售等很多方面。

我参观了农户德奥里维拉的玉米种植园，又走进农户索拉涅家看她的厨房，然后又参观了合作社的养鸡场和加工厂。

养鸡场也是社员分散经营的，一个个家庭养鸡场围着加工厂分布在周边。车一路经过，合作社负责人一路指给我看：这个鸡场有10万只，那个鸡场有20万只。鸡场都掩映在茂密的林木中，这些林木可以起到天然的防疫屏障作用，又降低了鸡场的异味。

我们还参观了鸡肉加工厂。工厂的规模很大，每年能加工300万只鸡。工厂也是合作社办的，养鸡户都是股东。

世界各个民族风俗习惯不同，就形成了互补的市场。鸡杂在欧美可能被当作“垃圾”，还需要缴费处理；而在我们国家饮食习惯中，鸡杂可以做出很多种菜，是受欢迎的美食。因此，世界各国之间开放合作，消除壁垒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

在参观中我感觉，虽然加工厂的设备也很先进，但真正宝贵的是合作社的运行机制真正让农民参与进来了。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公司、合作社怎么和小农户利益联结？

合作社负责人告诉我，他们也是采用“公司＋农户”模式运行，只是公司是合作社办的，所以实质上还是农户的。就像我们所看到的，养鸡场是农户各家自己办的，同时每家拿出一部分资金，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。合作社统一管理养殖过程，包括统一提供鸡苗、鸡饲料，统一进行防疫等。合作社开办了加工厂，农户鸡出栏后统一送到加工厂加工和销售。最后，加工厂盈利以后，农户再参与分红。

在一些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家，合作社办农场、办加工厂都是普遍现象。在我们国家，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这两种经营主体也是当前的主要方向，在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基础上，将来也可以联合起来成立公司搞加工、搞销售、打品牌，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衔接，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，在一些国家和一些地区的发展中已经有所体现，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。

一是衔接的模式不能单一。像巴西、法国这些国家都有好几种模式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。不可能都是小农户，也不可能都搞合作社，更不可能都办企业。不能一说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企业化，包括“按照工业办法搞农业”这样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。发展农业可以借鉴工业的一些理念、思路，但是做法未必可以照搬。

目前国内按照工业办法搞农业的只有一个产业，就是奶业。中国的奶业主要以企业为主体，在产业链前端养奶牛、办大型牧场；中端收奶、加工；后端做销售、办直营店。因为奶业集中度很高，所以这种模式适用。

但即使是奶业，也不可能覆盖到全产业。比如牛奶，岭南地区消费者喝牛奶需要长途运输和长期保鲜，所以需要利乐包包装，需要大企业生产；而在青藏高原、内蒙古就没必要，鲜奶直接就煮着喝了。再比如奶酪，北京首农集团工厂化生产奶酪，草原牧民家里手工也做奶酪。我们吃牧民自家制的奶酪觉得有点膻味，牧民吃工厂化生产的奶酪也会觉得没味。中国那么大，小规模生产还是有必要的，所以农业不能一刀切，不能完全整齐划一，这是一个重点原则。

二是要让农民参与进来。有些地方工商资本进来了，产业园、加工厂建起来了，产品也卖出高价钱了，却没有农民什么事了。还有的地方搞合作社不规范，农民只拿到流转土地的租金，所谓“吃干的”，但是承诺的合作社利润二次分红，很多没有兑现。农业现代化了但农民靠边站了，这不是我们要的现代化。中国必须是农业、农村、农民“三农”问题一起解决。不能解决了农业问题，恶化了农民问题，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。

当然，小农户发展农业确实也有一些难题，比如小农户生产的产品安全监管问题。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没有，但并不是一说提高质量安全，就必须把小规模作坊清理掉。我访问的这些国家，看到了很多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农产品，受到很多启发。比如立陶宛一个老太太家的羊奶酪，羊是她自己养的奶羊，奶酪是自己做的羊奶酪，品质很好，老主顾、回头客也很多。波兰农户自己家里养猪，做的火腿、香肠就摆在家门口的一个大橱窗里，卖给当地人和周边的熟人。

我们的一些小作坊出现了产品安全问题，要想办法加强监管、加强培训，帮助他们提高认识、提高素质。不能因为技术层面的事，就否定了小作坊本身。中国哲学讲“道”和“术”，如果把小作坊全部关停，就是典型的以“术”害“道”，以战术不足去否定方向和道路。更何况，中国小农户众多，规模化、企业化一定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，不能搞“一 刀切”。